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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计算泡沫:地方政府推升 部委指导力不从心

   “现在云计算的钱最好赚。”4月18日下午,万寿路附近的一家茶馆里,王远(化名)对记者表示。王远对外的业务身份,是某部委下属的产业推广中心副秘书长,该推广中心的主要诉求,就是帮助企业向各地政府灌输云计算和物联网观念,进而推动各地政府设立云计算中心。

   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,厂商能拿到各地政府资金帮助、办公地帮助,这只是一个方面,另外还能帮助厂商完成销售,所以厂商很需要我们。”王远说。据王远称,该产业中心的实体,其实是几个自然人合伙投资的一家商业公司,“用部委的牌子,更便于我们跟各地政府合作,而且,也便于我们从地方政府那儿拿到专项资金。”

   他所说的专项资金,包括了地方政府的调研支持费用,地方政府的服务费用,甚至于地方政府“云计算落实举措和先进经验的公关和宣传费用”,“我们正在操作的项目包括,山东某个地级市、北京某个区,另外我们还正在和天津某个局在洽谈,总体上生意不太难做。”王远对记者表示。

   借助云计算概念圈钱圈地,已经成为大公司、小公司近两年来的共同首选。 “各取所需。”姚戴龙对记者说。作为一名创业者,2011年,姚通过在北京注册的一家壳公司,在无锡成立了这家北京公司的子公司。尽管其北京公司连地址都是虚构的,但无锡物联网基地还是给了他超过300平米的办公场所,“基本上算是免费的,而且享受税收减免政策。”姚对此颇为得意。有了正式的公司之后,姚开始四处寻找投资人,准备做基于Android的平板电脑业务。在他看来,当地政府既不关心云计算、物联网是什么,也从未想要去关心,“他们要的是政绩,引入了多少家公司最重要,至于这些公司的实力,或许没有多少人在意。”

   偏离的推动力

   “当前最大的问题,不是中国云计算业务缺乏需求和推动力,而是需求很旺盛。总体上地方政府推动云计算的初衷是良好的,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,或多或少因为其他一些因素,导致云计算的推动力指向有所偏离。”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徐愈接受记者专访,含蓄地表达了对一些地方政府推动云计算方式方法的批评。

   市场调研机构赛迪顾问,更是在一份针对云计算的报告中称,中国云计算应用“缺少统筹规划、对应用领域研究梳理不够、示范项目仓促上马、投资风险增大”。

   “发改委以中央补助经费的方式,为云计算应用发放补助金,本身就带了一个不好的头。”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某高级研究员对记者说。

   2011年10月,发改委、工信部、财政部等三部委拨款15亿元,成立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云计算示范工程专项资金,并迅速对12个企业项目进行了首批8亿元资金的发放。据了解,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云计算示范工程专项资金,主要面向目标是已经公布的试点五城市范围内企业,因此获得基金支持的公司范围相对较小,而单个企业由此获益良多。

   与此类似,科技部联合财政部,也有类似资金用于推进“云计算”的发展,该类资金分散于国家863计划和火炬计划之中。

   然而,在该研究员看来,正是这样的标志性和象征意义的补贴,使得“地方政府大搞对云计算的支持,从给钱给地,最后发展到圈钱圈地,既然云计算对于企业自身,或者对于地方产业生态链,能够构成节约成本、效率增加,又何必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或土地补贴?”该研究员称,当前最为复杂的,不是如何推动云计算的概念被认同,也不是对云计算业务类型缺少的担忧,而是地方政府和部分企业利用云计算的噱头,做和云计算不相关的利益攫取和再分配问题。

   “以阿里巴巴为例,这个公司旗下的阿里云,单独从国家层面获得的项目补助金大概有1.5亿元,一个商业公司在做一项从长期看对自身而言是有益的事情,使用的却是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助金,这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商业规则上,都不符合逻辑。”他说。

   该高级研究员表示,由工信部主导推动云计算,是必要之举,与之对应,发改委和财政部进行支持,也是必要之举。“但是否直接以补助的方式发放给企业,我个人觉得值得商榷。” 他认为,阿里云作为一家商业性公司,当政府有政策可以拿到钱,它就会积极争取,从商业公司的角度而言,是完全正当的,“但三部委在支持方式上,是否当前的方式就是最佳的,或许还应该更为慎重一些。”

   “说到底,云计算应该是企业的事情,来自政府支持有必要,但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支持方式。”上述研究员对记者表示。

   “蘑菇云”

   随着一些地方政府认为,借助“云计算”三个字,既能获得推动地方科技产业发展的口碑,又能获得征地圈地的实际,还能在此基础之上,完成招商引资的政绩,一举多得,云基地建设的热潮立即席卷中国。

   而在此之中,地方政府与企业在云计算的发展过程中,正扮演着相互借力的角色。

   以杭州为例,该城市能够入选发改委和工信部首批五个试点城市名单,主要正是得益于阿里巴巴。同样,阿里巴巴也从杭州市地方政府的云计算产业发展规划中,获益良多。

   尽管如此,杭州发展云计算的工作,在整个中国的云计算大版图中,仍然属于较为扎实的类型。直到2011年10月,杭州云计算产业园才正式落户于塘科技经济园区。同时,虽然制订了总规模30万平米、200家云计算企业的目标,杭州云基地的首期面积仅为2万平米整个规划发展并无大踏步的跃进。

   与之相对应的,则是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和机构,将政绩目标盲目押宝云计算的扩张和诉求,而这一诉求导致的现实结果,让人瞠目结舌。

   “各地云基地建立的速度越来越快,甚至有些地方不是考虑应用和业务,而是在占地面积、招商引资上盲目攀比,如果对照一个地图的话,你会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在升腾"云",越是后来的云越大,现在简直是满眼都是"蘑菇云"。”北京云基地某负责人说。

   “主角似乎都转变了,一些地方似乎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云计算,而只在乎云基地有多大。”身为云计算产业兴起和发展的亲身经历者,这位人士却表示无法理解各地方政府,对云计算如此多方向、多层次的利用程度,是出于何种思维和理由。各地纷纷成立云计算产业联盟,并以此为理由大肆建设云计算产业园的情况,在2011年几乎达到失控状态。出手云基地的地方政府,甚至从省级、地市级,扩展到一些县级政府。

   “甚至一些极内地的县级政府,动辄号称数千亿推动云计算、云基地的做法,简直是可笑之极。”电信专家付亮对记者表示。此前,内蒙多伦县宣布将建设总投资额高达近2000亿元、总量超过500万台服务器的云计算数据中心,该县政府表示该项目为多伦县和北京合作项目,基地建成后将形成888亿元产值、65亿元税收的规模。更有甚者,多伦县县长霍锦炳表示,该云产业基地能够带动新增就业2.5万人,而整个多伦县人口仅有10.5万人。

   同样铺张的还有江苏宿迁。作为1996年由县级升格为地市的宿迁,该市经济开发区面积就高达105平方公里(相对比,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面积不过46.8平方公里)。2011年第四季度,宿迁市政府开始力推“全国云计算研发、应用及展示的综合性示范基地”建设。记者致电宿迁经济开发区工作人员时,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,对建立云计算基地一事,不太了解,并表示“这个事情是市里领导才能说的,我们不能接受采访”。

   对此,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一针见血地表示,“现在不少地方连云计算的概念、作用都没搞清楚,就匆忙圈云基地,搞大规模的服务器托管,那不叫云,那叫浪费,那叫烧钱。”

   上述研究员则认为,出现地方政府一窝蜂上马云基地的主要原因,还是两个方面:第一是围绕云基地云计算的招商引资噱头,成为政绩体现的重要途径;第二就是地方政府在利用云基地概念进行圈地,进行地产商业活动,在最近两年成为比较便利的通道。

   冲动的惩罚

   记者获悉,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(George Soros)正在考虑是否对其投资的一家中国基金公司提起诉讼。该基金主要运作方向为“云计算”和“云基地”,而索罗斯向该基金投资3亿美元时长达6年之后,该基金旗下企业并没有实现任何一家公司上市或成长为大中型企业。

   “中国企业的"云计算"泡沫正在快速走向破灭。”第五媒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赵毅对记者表示,“各地纷纷出台的三年计划、五年计划,更多是在笼统的层面进行描述,却无一探讨过"云计算"应具备的商业模式类型、本地云计算企业的层次区分等问题。”

   而在云计算泡沫之上,圈钱圈地,成为企业联合地方政府进行商业投机的主要手段。“云计算、"雾"联网,成为两大忽悠经费、土地(的)工具。”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说。

   尽管大家都在讲云计算,但真正研究产品以及落地的却很少,可以说是"雷声大,雨点小"。”针对当前国内云计算产业现状,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表示,很多地方花费巨资建数据中心,却没有任何具体应用,多个地方政府投巨资圈地买服务器建数据中心,是新版本的房地产商业。”

   即便是在新型经济发展最为发达的北京和上海两地,云计算发展仍然形式大于内容。根据上海市政府发布的“云海计划”(即《上海推进云计算产业发展行动方案(2010-2012年)》三年行动方案),以及北京市政府发布的“祥云计划”(即《北京“祥云工程”行动计划(2010-2014)》),对于培育的企业实力、产业规模和产业链规模,虽然给出了具体的金额目标,但具体如何界定、如何评估,到目前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可衡量标准。

   “在设计阶段轮胎定位就不准的汽车,行进过程中不仅没有意识去纠正方向,甚至再度故意跑偏,这样的汽车怎么可能开到预定的地点?”第一云网CEO王继磊对记者表示。

   记者从相关部委获悉,政府已经在内部讨论云计算泡沫给ICT产业带来的风险,并正在加紧研究如何从政策层面加以控制。“但更重要的问题是,在现有的云计算泡沫之上,地方政府仍然在大力推升泡沫程度,这使得来自主管部委的垂直指导,显得力不从心。”该部委相关领导对记者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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